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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中国法制史》全书重点总结(第7章)

2018-12-11 17:41:04  来源:北京自考热线

  引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前后持续了369年,从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这其中只有36年的时间是统一的,剩下的333年的时间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局面。经历了333年的分裂割据后,在公元589年经过隋灭南陈而完成统一。
  通过对隋和秦的比较,大家可以发现两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在它们建立之前,都经历了长期的割据分裂;第二个规律是这两个朝代都是短命而亡。
  在五大法系当中,中华法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华法系的标志是《唐律疏议》的制定。

  第一节 隋朝的法律制度

  隋朝的法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集魏晋以来立法大成,又开唐宋立法之先河,在中国法制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

  一、立法概况
  隋朝沿革了汉魏以来的法律形式,最终确定律、令、格、式为本朝的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多由当时的大臣苏威制定。隋朝的律包括《开皇律》和《大业律》。《开皇律》是由隋文帝所制定的,《大业律》是隋炀帝时期所制定的。
  《开皇律》是隋朝的第一部律,它的指导思想是“取适于时”。
  《开皇律》是12篇、500条。(唐律也是12篇、500条。)
  《大业律》与《开皇律》相比有一些改进和变化,体现在:(1)篇数由12篇改为18篇。(2)用刑更轻,其中从重减轻的律条有二百余条。
  但是,《大业律》的初衷在实践当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出现了异化。
  隋朝的令也有《开皇令》和《大业令》。
  二、隋律的体例与内容(这里的律指《开皇律》)
  (一)体例
  隋律共12篇,500条。12篇的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这一体例主要吸取了《北齐律》科条简要的长处。
  (二)内容
  1.确定了封建制“五刑”,且规定了刑等
  关于刑罚制度,隋律克服以往刑制比较混乱、不统一的情况,确定了死、流、徒、杖、笞五刑,而且还规定了刑等。死刑分为绞、斩两等;流刑分为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二千里三等;徒刑分为徒一年至三年五等,每等相差半年;杖刑分为杖六十至一百五等,每等相差十;笞刑分为笞十至五十五等,每等也是相差十。此五刑还有相应的赎铜数,自赎一斤至一百二十斤。
  2.改“重罪十条”为“十恶”
  隋律该《北齐律》的“重罪十条”为十恶。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唐律继承了隋律的十恶制度。
  3.司法特权制度化:“八议”与“官当”
  隋律的体例和许多内容均被唐律所沿革,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唐律直接从隋律发展而来。

  第二节 唐初的法制指导思想

  简要介绍
  唐朝最高的立法成就为《贞观律》。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在位的时候制定了《武德律》,《武德律》是整个唐朝法律制度的开始,《贞观律》是整个唐朝法律制度的顶峰。而此后的《永徽律》和《开元律》只是唐律的翻版。唐律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大家可以看到,《贞观律》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而《贞观律》的制定年间正好是唐朝初期。因此,唐朝初期的法律指导思想实际上就体现在《贞观律》之中。
  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
  (一)礼是治国的主要手段
  他们认为,礼的作用十分重要,是治国的主要手段。唐太宗说:治国“礼义为急”。储遂良说:“道德齐礼,乃为良器。”王珪说:“人识礼教,治致太平。”《唐律疏议•名例》说:“礼者君之柄”。从这点出发,国家决不可弃礼而用法,否则就会产生不良后果。
  (二)法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工具
  魏征把法比作“权衡”和“准绳”。他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 《唐律疏议•名例》说:“刑罚不可驰于国”;“不立制度,则未之前闻”。但是,决不可肆意用刑,因为这将导致亡国,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已有教训,秦亡即是如此。
  (三)治国必须礼法结合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
  (一)法律内容要统一
  他们认为,法律内容需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就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唐太宗告诫大臣:法律“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他还指出法律内容不统一的弊端:会给奸吏以可乘之机,“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魏征也曾指出法律内容不统一的危害,他说:“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
  (二)法律内容要简约
  他们认为,法律内容还须简约,不可繁烦。唐高祖在建国后不久就提出,立法要遵循简约的原则,他说:“法应简约,使人易知。”唐太宗深知法律内容简约的重要和繁烦的危害,多次强调法律内容务必简约。贞观初,他告言大臣:“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中,他又重申:“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同时,还指出法律内容繁烦的害处:“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
  (三)法律内容要稳定
  即:法律一旦制定,不可数变。唐太宗认为,如果法律内容多变而无常定,就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危害:一个方面会使百姓无所适从,这样违法犯罪行为就会滋生。另一方面会使官吏难以掌握,以致在工作上出差错,甚至使不法之吏借此行奸。他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唐律疏议•名例》说,法律“一成而不可变”。
  三、慎重行罚的思想
  (一)严格依法办案
  司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并把它作为慎重用刑的一种表现。唐太宗要求司法官大公无私,做到“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他特别痛恨那些受财枉法的官吏,主张“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
  (二)慎重审理重案
  对一些重刑者,还应规定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避免错案。对于死刑者,都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以慎重行刑为指导,唐律确立了“出入人罪”和“三复奏”等规定和制度。
  唐朝法制指导思想:一准乎礼。

  第三节 唐朝的立法概况

  一、主要的法律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和典等。
  (一)律
  律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唐朝先后颁行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它们均为12篇,500条(或为502条)。
  《永徽律疏》(后称为《唐律疏议》)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现存的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
  (二)令
  令是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唐六典•刑部》说:“令以设范立制”。
  令的法律地位比律低。唐朝先后颁行过《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和《开元令》等。
  (三)格
  格是皇帝发布的各种敕令的汇编。《唐六典•刑部》说:“格以禁违正邪”。格的法律地位常比律高,《唐律疏议•名称》说:“有别格,从格断。”即当律与格都有规定时,司法官应依格来断案。唐朝先后颁行过《武德格》、《贞观格》、《水徽格》、《垂拱格》和《开元格》等。现存有《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和开元《户部格》、《职方格》残卷等。
  (四)式
  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序。《新唐书•刑法志》说:“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的法律地位最低。唐朝先后颁行过《武德式》、《贞观式》、《永徽式》、《垂拱式》、《神龙式》等。现存有《水部式》残卷等。
  (五)典
  典即《唐六典》,它是唐朝的一部行政法典。唐玄宗命李林甫等人负责此典撰编。《唐六典》的职官分卷,以当时施行的令、式等条文按类排列,内容涉及到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等方面。它共有30卷,篇目有四十余个。《唐六典》总结了以往行政立法的经验,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规定了唐朝行政法的内容,是一部行政法典,并对以后的行政立法产生过深远影响。它被保存至今。
  (六)律令格式之间的关系
  1.作用与分工不同
  律以刑法为内容,令、格和式则以国家制度、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为内容,各有自己调整的范围,各不相同。从其作用来看,也各有异,律更偏重于消极地惩治犯罪,令、格和式则侧重于积极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2.违反了令、格和式要依律科刑
  在一般情况下,司法官须按照律对犯罪者定罪量刑,而不是依照令、格和式。
  但是,到了唐朝的中、后期,由于社会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律又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同时又不能随意修改,所以格敕这些能及时反映当朝皇帝意志和适时性较强的法律形式地位渐高,并常常替代律的作用。为此,唐朝在开元以后不断撰编格敕,《大和格后敕》、《开成详定格》等先后出台,成为司法官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甚至还出现了《大中刑律统类》,即以刑统为形式的法律。
  二、唐律的制定
  唐朝颁行过多部律,它们是《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等。
  (一)《武德律》:(12篇,500条)
  唐高祖李渊攻入长安后,就制定了“约法十二条”,规定要处死杀人、劫盗、背军和叛逆的犯罪者,同时废除隋朝的其他法律。同时,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命刘文静等人又制定了“五十三条格”,其内容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这些规定不仅为建立和巩固唐初的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武德律》的制定开辟了道路。武德七年(624年)新律颁行,定名《武德律》。此律共12篇500条。
  (二)《贞观律》:(12篇,500条)
  唐太宗即位后,于贞观元年(627)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再次修律。贞观十一年(637)修律完成并且颁布,史称《贞观律》。
  《贞观律》对《武德律》的修改体现在:
  1.增设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
  2.区分两种不同的反逆罪,缩小了缘坐处死的范围。原来规定,即使兄弟分局的,只要家中有人犯有反逆罪,都要“连坐俱死”。唐太宗认为,反逆罪有两种,一种是“兴师动众”,另一种是“恶言犯法”,而且它们“轻重有差”。以后,经过大臣们的商议,修改了原规定,新规定不再对“恶言犯法”者的兄弟判处死刑,即“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作”;“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这样,株连范围缩小了,判处死刑者也相应减少了。
  3.完善了五刑等制度
  即《贞观律》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和官当等一些主要制度。
  总之,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变化很大,不仅大量减死刑、流刑,而且还化烦为简。《旧唐书•刑法志》中的这句话对此作了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至此,唐律定本,以后的律改动极少。
  (三)《永徽律》及其《律疏》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大臣再次修律,翌年完成,称为《永徽律》。此律还是12篇500条,对《贞观律》的修改极少,可以说是《贞观律》的翻版。
  编纂《永徽律疏》的两个原因:
  (1)觉得科举考试中的明法科,缺少统一标准,有必要对律文作个统一的官方解释,以解决考试问题;
  (2)认为由于对律的认识不同,所以各地司法官在定罪量刑中出现了畸轻畸重的情况,也有必要对律文作统一的解释,以解决司法问题。
   永徽四年(653年)《永徽律疏》完成,共30卷,由唐高宗批准颁行。元朝将《永徽律疏》改称《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内容最为完整、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古代成文法典。
  律疏文又称疏议文,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是司法官断案的依据,“天下断狱,皆引疏分析之”。关于疏议的作用,清人沈家本在《重刻唐律疏议序》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它的作用主要是解释和补充律条,目的是使人们能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律文的真正含义。
  (四)《开元律》及其《律疏》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又命李林甫等大臣刊定《开元律》12卷和《开元律疏》30卷。《开元律》及其《律疏》只是对《永徽律》及其《律疏》作了个别字词的调整,无实质性的修改。可以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忠实的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从以上唐律的制定可见,《武德律》是唐律的首创;《贞观律》是唐律的定本;《永徽律》及其《律疏》和《开元律》及其《律疏》是《贞观律》的翻版。
  三、唐律的特点
  (一)礼法结合
  我国礼法结合的过程起自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后,拉开了礼法结合的帷幕,一些直接体现和维护礼的制度,如“亲亲得相首匿”、“留养承祀”等相继被确定下来。唐朝集以前各律之长,把礼法融为一体,最终完成了礼法结合的大业。因此,唐律是一部礼法完全结合的法典,而不像以往的法典只是部分制度上的礼法结合。
  唐律中礼法的结合表现在多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礼是立法的根据
  礼的精神体现在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等各领域。
  2.法是维护礼的武器
  首先,法极力维护皇权,惩治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其次,法极力维护父权,打击任何有损父权的行为。
  (二)首创“疏议”
  唐律首创“疏议”,把对律文的解释和补充形式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律“疏议”的诞生,实现了对律文解释和补充做法的飞跃,使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它阐明唐律的指导思想;简述了每一篇目的沿革情况;解释律文;概说罪名之间的区别;简说有关刑罚的一些问题等。这样,唐律的“疏议”便使中国的法律解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显优于以往任何的法律解释。
  (三)律条简要
  唐律只有12篇500条,内容比以往的律简约了许多。
  只有《北齐律》才压缩到12篇,少于以往。唐律则是从以《北齐律》为基础的《开皇律》发展而来,贯彻了精简和宽平的原则,以致律条更为简要,宽简适中。
  (四)立法技术完善
  唐朝较高的立法技术是形成唐律内容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唐朝的立法者吸取了以往的立法经验,掌握了较高的立法技术,能使法律内容化繁为简。这在自首、化外人相犯、类推等原则的确定中都能得到体现,在出入人罪、区分公罪与私罪、过失等一些具体规定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里专述比附技术。唐律的比附主要分为定罪比附和量刑比附两种。定罪比附是一种套用律中规定的罪名适用于没有规定行为的比附。量刑比附是一种引用律中对某罪使用的法定刑适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比附。通过使用比附,唐律的内容大量简化,以致比以往都要简约。
  四、唐律的影响
  (一)对唐后中国的封建朝代立法的影响
  对《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影响。
  总之,中国唐后一些封建朝代的立法均以唐律为楷模,唐律的影响深远。
  (二)对当时东亚国家的影响
  唐律是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对当时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朝鲜,当时的《高丽律》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因此在体例结构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上也大多与唐律相同或相似。
  在日本,池田温说:“日本古代的律令开创于中国隋唐时代。”大竹秀男和牧英也认为,日本的大宝和养老“律令”的母法是当时世界上具有最高水平的唐律,日本法律继承了唐律并一下子跃上像唐律那样的高水平。
  鉴于唐律在东亚国家的影响,世界学术界对唐律和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学者把唐律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美国学者韦格摩尔在他的《世界法系大全》中,把中华法系与印度法系、伊斯兰体系、大陆体系和英美法系,同称为“世界五大法系”。可见,唐律的影响以及它在世界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唐律的主要内容

  根据唐律的体例和内容安排,唐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名例律》为第一部分,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其他11律为第二部分,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分则。
  一、《名例律》总述
  (一)刑罚/封建制五刑
  唐律的刑罚以五刑为主,它们是:笞、杖、徒、流、死。这也是中国封建制刑罚中的核心。
  1.笞刑。笞刑是一种用荆条或小竹板捶击罪犯臀、腿部的刑罚。它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用于处罚一些罪行较轻的罪犯,其目的是使他们改过自信。笞刑共有5等,自笞10至笞50,每等递加10。
  2.杖刑。杖刑是一种用大竹板捶击罪犯背、臀和腿部的刑罚。它较笞刑为重。杖刑也分5等,自杖60至100,每等也是递加10。
  3.徒刑。徒刑是一种在一定时间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它较笞、杖刑都重,带有被奴役的性质。徒刑同样分5等,自徒1年至3年,每等以半年递加。
  4.流刑。流刑是一种把罪犯遣送到边远地区并强制其服劳役的刑罚。它是一种仅此于死刑的重型,适用于一些较为重大的犯罪。流刑只分3等,从2000里至3000里,每等递加500里,均需服劳役1年。这三等流刑称为“三流”或“常流”。唐初曾确定“加役流”,作为死刑与“三流”之间的刑罚,适用于那些免死的罪犯。“加役流”全为流3000里,并服苦役3年。与流刑有关,唐律中还有“五流”,犯“五流”者不可用铜赎罪。这“五流”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和会赦犹流。
  5.死刑。死刑是一种剥夺罪犯生命权的刑罚。它是五刑中最重的一种刑罚。死刑分为两等,即绞和斩。由于绞刑可以保全尸体的完整,斩刑则要身首分离,所以绞刑轻于斩刑。
  (二)重点打击的十类犯罪/“十恶”
  1.谋反。谋反是一种图谋、参加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犯罪行为。即“谓谋危社稷”。
  2.谋大逆。谋大逆是一种图谋、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墓和宫殿的犯罪行为。即“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
  3.谋叛。谋叛是一种图谋、背叛国家,投靠敌方的犯罪行为,即“谓背国从伪”。
  4.恶逆。恶逆是一种殴打、谋杀尊亲属等的犯罪行为。即“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5.不道。不道是一种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把人肢解、造畜蛊毒物伤杀人、以邪术诅咒人等的犯罪行为。即“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
  6.大不敬。大不敬是一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尊严的犯罪行为。即“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
  7.不孝。不孝是一种子孙不能善待父母、祖父母的犯罪行为。即“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8.不睦。不睦是一种亲族之间互相侵害的犯罪行为。即“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9.不义。不义是一种侵犯长官和夫权等的犯罪行为。即“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
  10.内乱。内乱是一种亲族之间犯奸的犯罪行为。即“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从“十恶”的内容可以看到,其打击的锋芒主要是三类:第一类是危害皇权的行为,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等。第二类是严重侵害家庭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恶逆、不孝、不睦、内乱等。第三类是严重侵害人身权的行为,如不道等。
  对“十恶”的处罚:(1)大量使用死刑和连坐。死刑适用“十恶”中的每一类犯罪,有的还适用连坐,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都是如此。(2)用刑重于同类犯罪。同为谋杀人,谋杀期亲以上尊亲属与一般人就不同,前者构成恶逆罪,后者则是一般谋杀人罪。(3)一些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再适用。如八议、上请、减、赎、官当、同居相为隐等等,都不再有效,不能被适用了。
  (三)贵族官吏的特权
  1.议。即八议,是指八类高官达贵在犯罪后,享有通过大臣集议,再经皇帝裁决而减免刑罚的一种特权。八议依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者享受的司法特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犯死罪的,先由司法官将其罪行和符合议的条件奏上,再由大臣们集议并拿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裁断。另一种是犯流罪以下的,则由司法官依律减一等量刑。但是,犯有“十恶”罪的,则不可享有此特权,即“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
  2.请。这是指通过“上请”程序而减免刑罚的一种特权。享有这一特权者有: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八议者的期以上亲及孙、五品以上官爵者等。他们犯有死罪,可上请皇帝,望其免死,一般司法官不可擅断。他们犯流罪以下的,依律减一等量刑。但是,犯有“十恶”及其他一些重罪的不适用此特权。“其犯十恶,反逆缘作,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
  3.减。这是指有一定身份的官员及其亲属犯有流以下罪的,可享受减一等处罚的一种特权。适用对象包括:六品、七品官员,上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等。
  4.赎。这是指官吏贵族及其亲属犯有流以下罪的,可享受用铜赎罪的一种特权。享受这一特权者包括:属于议、请、减范围者,八品和九品官吏,可减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他们犯流以下罪的,可用铜赎罪。
  5.官当。这是指官吏可用官品来抵罪的一种特权。具体办法是:犯私罪的,五品以上官吏,一官当徒2年;六品至九品官吏,一官当徒1年;犯公罪的,各加1年。如果一个官吏兼有职事官、散官和勋官的,那么先用职事官和散官当;不足的,再以勋官当;仍有余罪,还可用历任官当。如果罪轻官品高的,可保留原官品,而用铜赎罪;如果罪重官品低的,可用铜来赎余罪。官吏因官当而被解职的,一年以后仍可降原官品一级,继续任官。
  (四)其他原则
  1.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原则
  《名例律》规定老幼废疾者可以减免刑罚,而且还按年龄及残疾的不同程度,分别处理。
  2.更犯的处理原则
  更犯是一种犯罪已被发现或已在服劳役期间再重新犯罪的行为。对更犯的处理原则是:“各重其事”,即从重量刑。
  3.区分公罪与私罪原则
  唐律规定的公罪是指在执行公务中,因为公务上的原因而构成的犯罪。比如,非因谋私利原因而超编设置官员、贡举人失误等都属公罪。私罪是指与公务无关或虽与公务有关但出于私利枉法而构成的犯罪。比如,盗窃、强奸和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等都是如此。犯公罪者受处罚轻,犯私罪者受处罚重。
  4.自首原则
  自首是一种犯罪者在自己的罪行未被发现时就主动向有关机关投案交代的行为。《名例律》规定的自首一般原则是,不追究自首部分的刑事责任,即“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一个罪犯没有如实、彻底交代犯罪事实的,那么这个罪犯就要承担没有如实、彻底自首部分的刑事责任,即“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罪罪之”;如果一个罪犯犯有重罪和轻罪多种罪行,并只自首了重罪,那么就不再追究重罪部分的刑事责任,即“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自首的方式,原则上应由犯罪者自己向官府投案自首;如果是派人代为自首的,也以自首论。
  自觉举是一种适用于官吏犯有公罪的特殊自首,他们如果犯有公事失错或公文误期罪行,而又能自觉举的,一般可以免罪;而且,在连坐范围内,一人自觉举的,其他人也可免罪。但是,如果是断案错误并且已经执行的,那就不可适用自觉举了。
  5.共犯的处理原则
  共犯是指两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名例律》把共犯划分成首犯和从犯,其划分的一般原则是提出犯意的人为首犯,跟从人为从犯。但是,处理一些特殊的共犯案件,则大致情况如下:首先,家人共犯的,依其所侵害的不同客体而论。如果他们危害了国家及社会利益的(除谋叛以上重大犯罪外),只追究尊长的刑事责任;如果他们侵害了他人财物、健康或生命的,则按照以上的一般首从原则处理,不只是处罚尊长。其次,严重危害皇权与国家安全共犯的,则无首从之分,全都要受到严惩。再次,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犯的,也按不同情况处理,而且充分考虑到身份因素。最后,教唆他人共犯的,原则上教唆人与犯罪人一样受罚。
  6.两罪从重处罚原则
  《名例律》对一人犯有两罪或两罪以上的处罚也作了规定,基本原则是从重处罚,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办法。
  7.同居相为隐原则
  《名例律》把以往的亲属间犯罪的互相隐瞒发展为同居人间犯罪的互相隐瞒,称其为“同居相为隐”。同居相为隐的范围,除了亲属外,还包括部曲、奴婢为主人隐瞒犯罪。为同居相为隐范围内的罪犯通风报信的,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凡犯有谋反、谋大逆和谋叛三种重罪的,不适用此原则,按常法执行。
  8.化外人相犯的处理原则
  《名例律》中所称的“化外人”是指不属于唐朝管辖的异族,相当于现在所称的外国人。唐律第一次对化外人相犯的法律适用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化外人相犯的处理原则是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凡是同一国家的人相犯的,按他们国家的法律来处理;凡是不同一国家的人相犯的,则按唐朝的法律来处理,即“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9.类推原则
  《名例律》中的类推原则是指把律文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比照较为相近的律条,进行定罪量刑的原则。适用类推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在唐律中无明文规定,即“断罪而无正条”。适用这一原则时,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其应出罪者,举重以明轻”。对那些律无明文规定,而又可以减免刑罚(即作轻罪或无罪之判决)的行为,就可在相近的条文中,举出比该行为重但又从轻论处的条文,以明确轻罪的处理办法。
  第二种方法是“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对那些律无明文规定,而又要加重处罚(即作有罪或重罪之判决)的行为,就需在相近的条文中,举出比该行为轻但又受重罚的条文,以明确重罪的处理办法。
  二、其他十一律概述
  这十一律是指:《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卫禁律》主要打击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津要塞保卫等方面的犯罪;《职制律》主要打击违反官吏职务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的犯罪;《户婚律》主要打击妨碍、破坏户籍、土地、赋税管理和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厩库律》主要打击违反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犯罪;《擅兴律》主要打击军事和非法营造、兴建工程方面的犯罪;《贼盗律》主要打击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秩序和财产制度方面的犯罪;《斗讼律》主要打击伤害他人和违反诉讼要求方面的犯罪;《诈伪律》主要打击各种欺诈和伪造行为方面的犯罪;《杂律》主要打击以上各律所无法包容的犯罪;《捕亡律》主要打击追捕犯罪嫌疑人方面的犯罪;《断狱律》主要打击司法审判方面的犯罪。
  总观以上规定的具体犯罪,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特别重要,需要重点掌握:
  (一)六杀
  唐律所规定的“六杀”是中国古代对六种杀人犯罪的总称。
  1.谋杀是指有预谋的杀人犯罪。
  2.故杀是指先无预谋、后在情急时产生杀人意念的杀人犯罪。
  3.斗杀是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
  4.误杀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杀错人的杀人犯罪。
  5.过失杀是指因为过失原因而杀人的犯罪。
  6.戏杀是指在戏耍中不慎杀人的犯罪。
  唐律根据它们不同的恶性程度,规定了不同的刑罚。比如,一般谋杀人并杀人既遂的,要被处以斩刑;一般斗杀人并既遂的,要被处以绞刑;戏杀人并既遂的,减斗杀二等量刑,即徒三年;过失杀人的,一般允许以铜赎罪,等等。唐律总结了前人杀人犯罪的规定和理论,将其推进到一个空前完备的阶段,并为唐后封建朝代的立法所吸收。
  (二)六赃
  唐律所规定的“六赃”是指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它们是:“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
  1.受财枉法是指官吏收受了财物并作出违法裁判的犯罪。
  2.受财不枉法是指官吏尽管收受了财物,但没有作出违法的裁判的犯罪。
  3.受所监临是指官吏收受了所管辖人员财物的犯罪。
  4.强盗是指用暴力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5.窃盗是指用隐蔽手段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6.坐赃是指非因职权之便而非法收受财物的犯罪。
  对六赃的处罚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严究犯有“六赃”者本人的刑事责任。其中,强盗和受财枉法者的最高刑是死刑,窃盗、受财不枉法和受所监临财物者的最高刑是流刑,坐赃者的最高刑是徒刑。其次,要追缴赃款、赃物,即“官物还官,私物还主”。最后,官吏犯有赃罪的,还要被罢官,即“官除名,吏罢役”。唐律对“六赃”作了完整的规定,唐后的一些封建朝代相继沿用其中的一些规定。
  (三)保辜
  这是一种在伤害人的犯罪后果不是立刻显露的情况下,根据受害人在一定期限内伤情变化的结果,来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制度。唐律对这一期限做了规定。在这些期限内,被害人死亡的,犯罪者要依杀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些期限外,被害人死亡的,或虽在期限内但因为其他原因死亡的,犯罪者只能按伤害罪承担刑事责任。即“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第五节 唐朝的司法制度

  唐朝司法制度包括司法机构、告诉制度、审判制度、司法官的责任等多个方面。

  一、司法机构
  唐朝司法机构分为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
  唐朝中央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组成。
  (一)中央司法机构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它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流、徒刑案件经其判决后,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则要奏报皇帝批准。对刑部移送来的地方死刑案件,大理寺有重审权。
  2.刑部。是唐朝的中央审判复核机关。它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果发现可疑,那么徒流刑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直接改判,死刑案件则移送大理寺重审。
  3.御史台。是唐朝的中央监察机关。它负责全国的监察事务。在司法方面,主要监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执掌纠察中央百官并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殿院纠查百官在朝仪等场合的失礼行为。察院纠劾州县地方官吏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唐朝已有“三司推事”和“三司使”两种会审制度。遇有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一起会同审理,这种形式被称为“三司推事”。碰到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大案,又不便解送京师的,则派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下属官员前去审理,这种形式被称为“三司使”。
  (二)地方司法机构
  州司户参军事受理民事案件。
  州司法参军事受理刑事案件。
  二、诉讼制度
  (一)告诉的方式
  1.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告诉。当发生强盗或杀人等犯罪案件后,被害人及其家属应该告诉官府。
  2.邻居间的告诉。当邻居中有人犯罪时,其他人则要到官府去告诉,否则便会受罚。
  3.主管官吏的告诉。当主管官吏知道其下属官吏犯罪时,必须到官府告诉,否则也要受罚。
  (二)告诉的限制
  1.对亲属间告诉的限制。根据“同居相为隐”的原则,除了犯有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严重犯罪,禁止亲属间互相告诉,特别是禁止卑幼控告尊长。卑幼控告尊长的,都要依唐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子孙控告祖父母、父母的,即构成“十恶”中的不孝罪,要被处以绞刑;控告期亲尊长的,要被徒二年;控告大功以下尊长的,用刑依次递减。
  2.对奴告主的限制。除非主人犯有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严重犯罪外,奴婢不可控告主人,否则将依据唐律受到刑事处罚。唐律规定,奴婢控告主人的,处以绞刑。
  3.生理上的限制。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以及笃疾者,除了对重大犯罪与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犯罪外,对其他的犯罪,都没有告诉权。
  4.对囚徒的限制。囚徒除以下三类情况可以告诉外,对其他的犯罪均不可告诉。这三类情况是:监狱官吏虐待囚徒;知道他人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的严重犯罪;在自首其他罪时,牵涉到别人的犯罪;等等。
  (三)对不合要求之告诉的处罚
  1.禁止诬告。
  2.禁止用匿名书信告诉。唐朝也禁止使用匿名书信的形式告诉,否则也要受到刑事处罚。
  3.禁止疑告。唐朝法律要求告诉人在诉状中写明确切的年月、事实等,不可有疑,否则也要追究告诉人的刑事责任。
  三、审判制度
  (一)审判期限的规定
  为了防止拖延案件的审判,唐朝曾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对中央司法机构的审判与复核期限。
  (二)审判官回避的规定
   中国古代法律明文规定法官回避的制度开始于唐朝。唐朝规定,审判官与被审人员有亲属关系或仇嫌关系的,都应回避。
  (三)刑讯的规定
  1.条件。刑讯不可随意进行,只有当案件出现了以下情况,才可进行。这一情况在唐令中有明文规定,即“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也就是说,对被审判人用了“五听”,查验了证据,情况与被审讯交代的不一致,而且其还不如实交代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可以使用刑讯。
  2.工具。唐朝把刑讯的工具称为讯杖。唐太宗时对讯杖做了规定,内容是:讯杖一律3尺5寸,削去节,大头径3分2厘,小头则是2分2厘。
  3.禁止刑讯的对象。唐朝对禁止刑讯的对象作了明确规定,他们是享有议、请、减等司法特权者,老幼废疾者,孕妇和产后未满白日者等。如果对他们施行了刑讯,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4.刑讯的执行。唐朝还对刑讯的执行做了规定,主要内容是:刑讯拷打不得超过3次,每次要相隔20天,总数不可超过200次;如果是构成杖罪以下的,刑讯拷打总数不可超过刑罚数;被告已被刑讯拷打法定数而仍不招工的,就取保候审;接着刑讯拷打原告,原告也不招供的,在一定情况下可刑讯拷打证人;刑讯拷打的部位在腿、臀部,而且是分受。
  (四)判决与上诉的规定
  唐朝要求审判官必须按唐律、令、格、式的正文来判决,否则实盘官要负刑事责任。判决后,审判官要向被审人及其家属当面审读判决书。如果被审人及其家属不服判决的,可以向原审的上级机关提起上诉,上级机关还是维持原判的,准其赴京城上高。被审人确有重大冤抑而不被平反的,可以直接向皇帝陈情,要求平反,这被称为“直诉”。唐朝的直诉形式有挝登闻鼓、邀车驾、上表和立肺石登。不过,直诉的内容必须真实,否则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五)死刑案件复奏的规定
  唐朝还规定,死刑案件在核准以后、行刑以前,还必须再次奏请皇帝批准,这被称为死刑复奏。唐朝的死刑复奏一半是“三复奏”,即要经过三次复奏。司法官违反复奏规定的,要被处罚。
  四、司法官的责任
  (一)审判责任
  唐朝的法律要求司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审判,决不可有“出人人罪”的行为。“出入人罪”是一种司法官不依法律定罪量刑而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或者把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的行为。唐律要严惩这种行为,其基本原则是反坐司法官。
  (二)执行责任
  司法官还必须依法执行五刑。
  (三)监管责任
  唐朝的法律也对司法官的监管责任作了规定,其内容涉及罪犯所带的刑具、官府应给的衣粮、病后应给的医药等方面。司法官违反了这些方面,都会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