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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中国法制史》全书重点总结(第5章)

2018-11-30 17:46:41  来源:北京自考热线
  第三、四章的重点/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竹刑——郑国的邓析
  2.《法经》: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是由魏国的李悝主持制定的。
  3.法律答问:秦朝的一种法律形式。
  4.廷行事:秦朝特有的法律形式。
  5.诬告反坐:秦朝定罪量刑的原则。
  6.盗徙封罪:秦朝破坏经济秩序犯罪中的一个罪名。
  7.城旦舂:秦朝劳役刑中最重的一种。
  8.公室告:秦朝起诉的方式之一。
  9.非公室告:秦朝起诉的方式之一。
  10.州告:注意与“诬告反坐”联系在一起。
  
  二、简答
  1.简述春秋时期的立法活动。
  2.简述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意义。
  3.简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4.简述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5.简述秦朝法律的主要形式。
  6.简述秦朝定罪量刑的原则。
  7.简述秦朝的劳役刑。
  8.简述秦朝的官吏选任方式。
  
  三、论述
  1.论《法经》的体例、内容以及历史地位。
  
  前 言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颠覆。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后,以刘邦为首的地主集团建立了新的政权,国号为汉,定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夺政权,建国号“新”,但很快被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军推翻。公元25年,原汉室支系后裔刘秀称帝,重建汉朝的统治,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末年,社会矛盾又趋尖锐,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东汉统治名存实亡,政权被军阀控制,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政权随之灭亡。对于封建社会而言,汉朝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
  汉承秦制,坚持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吸取秦朝二世灭亡的经验教训,注意“与民休息”,实行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等措施,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经过文帝、景帝时期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社会的稳步发展、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促进了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汉朝称为中国法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呈现出两个非常鲜明的阶段,以汉武帝即位为区分。汉武帝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奠定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法制指导思想的基础。
  
  第一节 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一、黄老“无为而治”思想(汉武帝即位之前)
  (一)汉初的政治形势
  汉初的政治形势非常的恶劣。其原因有以下两个:
  其一,秦王朝的过度压榨本已使社会经济趋于崩溃,加之秦亡后的多年战乱,西汉政权建立之时,到处是荒凉、破败景象,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迫使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政策。
  其二,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顷刻瓦解,这使亲身体验秦末战火的汉朝统治集团心怀警惕,易于接受“与民休息”政策。
  面对如此社会状况,为避免重蹈秦二世灭亡之覆辙,以及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自刘邦至汉景帝的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与民休息”政策,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发展。
  (二)黄老学派与“无为而治”思想
  黄老学派是战国时期兴起的假托黄帝、老子为其创始人的学派,道、法兼容,排斥儒术,但至汉初黄老学派已具有道、儒、法相结合的特点,认为最高规则是“天道”,法律的权威源于自然的“道”,即“道生法”。“道”的基本内容就是“无为而治”,即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实行统治。因此,在黄老学派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安民而非扰民,法律的作用是兴利除害、尊主安民。“无为而治”是顺民之情,与民休息。
  黄老学派这一思想非常符合汉初统治者需求,既要以亡秦为鉴,深刻反思,又需要恢复经济、完善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思想被汉朝统治者所接受。
  (三)“无为而治”思想的运用
  1.轻徭薄赋
  贯彻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汉初统治者对外尽量避免战争,对内节省开支,实行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汉高祖规定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免除一年的田租,二十三年诏谕州县“务省徭役以信民”;汉景帝更是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
  轻徭薄赋还体现在对徭役的征发进行一定的节制。
  2.约法省刑
  鉴于秦律的过分严苛和繁密,汉统治者认为法律内容应尽可能简单易懂,便于官民掌握,主张“禁网疏阔”、“务在宽厚”。汉初几十年间,统治者不断对秦之“苛法”予以废除。
  
  二、以儒为主,礼法并用(汉武帝即位之后)
  (一)独尊儒术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至汉武帝在位时,中央政权日益巩固,社会趋于稳定,整个中国逐渐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汉初奉行的“清静无为”思想无法适应西汉中期出现的社会局面:同姓诸王势力膨胀威胁中央政权;豪强地主宗室贵族大肆兼并土地,加剧社会矛盾;匈奴屡犯边境等。面临新的社会形势,汉朝统治者希望以一种扩张进取的积极政治学说取代汉初的“无为”黄老思想,化解社会矛盾,巩固中央专制主义政权。
  董仲舒应时改造儒家理论,儒家强调皇权的权威,而董仲舒利用神权使这权威合法化。他宣扬君主对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君权是“天”赋予的,法权的渊源来自“天”,而“天”与最高统治者完全一致,君主意志即是天的意志,并主张以法律维护皇帝的至尊地位,任何侵犯皇权的言行都视之为大逆不道的罪行,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董仲舒宣扬法自君出、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性,迎合了汉武帝即位后的政治需求,即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并实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大一统。在思想上,汉武帝认可并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
  (二)德主刑辅、礼法并用
  阴阳——大德而小刑
  董仲舒在法律方面,主张“大德而小刑”,德主刑辅。董仲舒认为,天地万物以阴阳转化为大,阳主生,阴主杀,与此相对应的,人间统治以教化为德,德为阳,刑罚为杀,刑为阴。因此,统治应“大德而小刑”。
  人性分三等: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德主刑辅
  “圣人之性”,不经过教化便可从善;
  “中人之性”身兼善恶两性,经过教化可以成为善者;
  “斗筲之性”,恶性顽固不化,必须运用刑罚。因此,统治应以教化为主要手段,法律为辅助手段,实行“德多而刑少”,同时,刑不可废。
  董仲舒主张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并以此为核心,形成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影响了以后各朝代的法制建设。

  第二节 汉朝的立法概况

  一、主要立法
  (一)西汉初期的主要立法
  1.“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刘邦在公元前206年占领秦都咸阳时,为争取民心并速定天下,遂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是汉初立法之始。“约法三章”虽是一种策略性的权宜措施,但它对刘邦争得民心,迅速打败项羽,最终夺取政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九章律》
  《九章律》的制定者是汉初相国——萧何。
  《九章律》共有九篇,是在《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的基础上,参照秦律,增加户律(主要规定户籍、赋税等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等事)、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驿传等事)三章,合为九章,构成汉律的核心内容,是汉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
  3.其他主要立法
  韩信、张苍参与立法,分别制定“军法”与“章程”;叔孙通就九章之律“所不及”者加以补充,制定《傍章》十八篇。
  (二)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立法
  1.汉律六十篇的完成(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继续立法活动,令张汤、赵禹制定法律,如张汤制定《越宫律》二十七篇,是有关宫廷事务和警卫方面的法律;赵禹制定《朝律》六篇,是有关诸侯百官朝贺制度的相关法律。自此,这一阶段制定的《越宫律》(27篇)、《朝律》(6篇),与先前完成的《九章律》(9篇)、《傍章》(18篇),合称“汉律六十篇”,成为汉律的主干部分。
  2.其他单行法规的制定
  除上述修律活动外,还制定了诸多单行法规,以巩固政权,打击可能危害统治的各种势力。如为镇压农民起义,制定《沈命法》和《通行饮食法》;为打击对统治不满之人,制定“腹诽之法”;为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制定“左官之律”和“附益之法”。
  (三)东汉时期的主要立法
  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后,为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对法律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是废除王莽时的新律,恢复西汉的旧律,即所谓的“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东汉时期除了光武帝进行一些立法活动外,基本上未进行有效的较大立法活动,所谓“后汉两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
  
  二、主要的法律形式
  (一)律
  律,是汉朝基本法律形式,经过一定立法程序修订后颁布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汉律六十篇”是汉朝律基本组成部分,但此外还有大量单行律条。
  (二)令
  令,是汉朝法律的一个重要来源。它指皇帝发布的诏令,是一种单行法规。所谓“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是皇帝在律之外发布的命令、文告等。
  令,这一法律形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非常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其涉及范围较广。
  律、令之间的关系,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前皇帝所颁布的令在他死后仍被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就上升为“律”,在位皇帝所颁布的命令一般称为“令”。而令系皇帝因时制宜所发布,凡律所不及或律需要因时变更的,则用令以补充。
  (三)科/事条/科条
  科,东汉时期比较频繁使用的单行法规,是关于规定犯罪和刑罚的一种条文,称为“事条”或“科条”。
  科,大多是弥补律、令不足的专门规定。汉以后,三国、南北朝皆有科,直到东魏制定《麟趾格》,“以格代科”,科才失去其独立的法律形式地位。
  (四)比/决事比/辞讼比
  比,是汉朝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亦称“决事比”、“辞讼比”。“决事”一词包括处理各种类型的事务,由之派生出来的决事比,在理论上既包括行政先例又包括司法判例。作为司法判例的“决事比”是指,在法律没有正式规定的情况下援引以往已经判决执行的典型案例作为判决依据。
  比,作为司法实践的重要依据,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为适用法律提供范例,从而被广泛采用。

  第三节 汉朝法制的主要内容

   一、刑事法制
  (一)定罪量刑的原则
  1.矜老恤幼原则
  先秦儒家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主张适用刑罚要矜老恤幼,以体现仁恕之道。汉朝法律制度大体继承秦制,但在刑罚的减免等方面受先秦儒家“宽刑主义”思想影响,对老、幼、有疾、妇女采取恤刑之原则,具体表现在:
  (1)除特殊犯罪和诬告及杀伤罪外,一般可以免刑。
  (2)具体刑罚上给予宽宥。
  (3)监禁期间免戴刑具的优待。
  (4)女徒顾山。为女犯规定专门的赎罪办法。
  2.上请制度
  上请,是指贵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理,必须奏请皇帝裁断,皇帝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决定减免刑罚的制度。
  3.“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汉朝引礼入法的重要体现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和作证。孔子就曾宣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至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正式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刑法原则。这一刑法原则是汉朝引礼入法的重要体现,对后世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主要罪名
  1.维护皇帝专制权力
  (1)不敬、大不敬。指侵犯皇帝尊严的犯罪。
  (2)矫制、矫诏。篡改为“矫”,传达皇帝制诏有所篡改谓之矫制或矫诏,并根据是否伤害制诏本意及有无危害后果,分为“大害”和“不害”两种情况,前者处腰斩或弃市,后者免官。东汉时“矫诏”罪分故意与过失,前者处罚从重,后者从轻。
  (3)僭越/逾制。规定凡是属于皇帝御用的车马乘舆、服饰器皿等,任何人不得僭用,否则治以重罪。
  (4)诽谤、非所宜言、腹非。指思想、言论上对皇帝不敬或对统治者怀有不满情绪者以犯罪论处。
  (5)犯跸。指冲犯皇帝仪仗、车骑影响通行。
  2.巩固中央集权政治
  (1)首匿。指首谋隐匿犯罪。犯此罪者,则处以弃市之刑。
  (2)通行饮食。指为对抗朝廷者充当向导、提供食物及传递情报。犯此罪者,处以大辟之刑。
  (3)见知故纵。指官吏见知犯罪必予追究,否则将获同罪。
  (4) 左官。汉朝尚右,擅自仕于诸侯谓之左官。汉景帝时为打击地方势力,制定《左官律》,规定地方官吏由天子任命,不经中央委派而出任诸侯国的官职即为“左官”,命官者及受命者双方都要受严厉处罚。
  (5)酎金不如法。酎金指王侯献于天子的醇酒和赤金,若是色量不合标准则构成此罪,失去领地和爵位。
  “酎金失侯”
  (6)阿党附益。由中央委派的诸侯国丞相对诸侯的罪名不予揭露,构成“阿党”罪;中央朝臣与诸侯勾结,构成“附益”罪。东汉光武帝时将此合称为“阿附藩王”罪。
  3.巩固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制度
  汉律严格维护父权。“不孝”是汉朝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即使揭发父亲谋反,仍以不孝罪处死。若是殴打父亲,则以“枭首”处罚;若是子女杀父母,则构成“大逆”罪,本人腰斩,妻与子弃市。父母死,子女在丧期内与人通奸也以不孝罪处死。
  婚姻方面,汉朝仍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并严格维护夫权。汉律规定,丈夫与人通奸,最多处以“耐为鬼薪”刑罚,而妻子若与人通奸、私自改嫁,或丈夫死后未葬改嫁,皆处以死刑。
  (三)西汉中期的刑制改革(重点内容,论述或简答)
  1.“文景”时期刑制改革的社会背景
  汉朝初建,国基不稳,恢复发展经济成为首要任务,因此统治者无暇也无力对刑罚制度进行大的变革。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的逐步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政权也日益稳固,汉文帝继位后,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的繁荣景象。为促使法律制度适应汉王朝的整体社会发展政策,统治者面临进一步减轻刑罚的任务,汉文帝即以废除肉刑入手进行刑制改革。
  淳于缇萦上请案成为汉文帝刑制改革的起点。
  2.主要内容
  汉文帝刑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四项)及弊端(两项):
  文帝十三年正式改革刑制,主要是废除肉刑,以笞、徒、死刑来取代原有的刑罚。具体为:把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
  但文帝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病,一是将原来的斩右趾上升为死刑,由轻改重;二是斩左趾和劓刑分别改为笞五百和笞三百,笞数过多,难保活命,往往是笞未毕人已死。
  汉景帝刑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两项):
  一方面,两次减少笞的数量。第一次是景帝元年(前156)下诏将取代斩左趾的笞五百减为笞三百,取代劓刑的笞三百改为笞二百。第二次是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再次下诏将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为笞一百。另一方面,景帝命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制定《箠令》,具体规定执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规格,行刑时中途不得更换人。至此杖刑开始规范化。
  3.历史意义及其局限
  汉文景帝废除残人肢体、刻人肌肤的肉刑,具有进步历史意义,不仅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且还使中国刑罚制度摆脱原始形态,由野蛮残酷走向更为人道文明的道路。这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为后世以身体刑、劳役刑为主体的“五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当然,汉朝这次刑制改革仍存在局限性。如改革过程中,局部范围曾有一定程度的反复、倒退,斩右趾改为死刑弃市,由轻变重,宫刑本已废除,后来又予恢复等,改革后的刑制仍十分繁杂。即便如此,其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二、民事法制
  (一)所有权
  1.国有土地所有权
  汉朝国有土地范围广泛,除了一切荒地、山野、河湖水面等未开垦农耕的土地,在法律上都视为国有土地外,已开垦的“官田”或“公田”归国家所有。
  “公田”占有形态主要有:一是将公田或国有荒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二是授田给有军功爵者;三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边疆屯田。
  2.私人土地所有权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都力图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想限制土地兼并,防止私人拥有大量的田地。因为私人拥有大量的土地后就会提出政治要求,会危及统治秩序。
  汉朝法律规定:禁止商人名田,限制贵族名田。
  3.其他财物所有权
  (1)遗失物
  拾得遗失物,要送到乡亭或县亭地方官府,十日之内无人认领,则贵重物品归官府所有,小物件归拾得人所有。
  (2)埋藏物
  关于埋藏物,汉律规定如系无主荒地,归发现人所有。土地、房屋所有人在自己土地房屋中发现埋藏物,则拥有完全所有权。
  (二)债权
  1.买卖契约
  (1)“券书”/“券”
  汉朝买卖契约称“券书”或“券”。订立契约,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其一,若日后发生纠纷,则以契约为证。
  (2)阑出边关财物罪
  汉律特设“阑出边关财物”罪名,严禁偷越边关私自买卖财物,尤其是铁器、兵器等特殊物品。
  2.借贷契约
  汉朝对于债务人无法按期清偿债务的处分,除卖田宅、鬻子孙抵偿债务外,还可以债务人的劳务抵偿债务。
  3.租佃契约
  (三)婚姻家庭制度
  1.婚姻制度
  汉朝婚姻制度仍沿袭秦朝法律制度。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要件,并遵循“六礼”之程序。
  汉律仍确认男子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力,适用“七出”“三不去”的规定。
  法律维护一夫一妻多妾制,禁止以妻为妾或以妾为妻。
  汉朝的婚姻制度和西周和秦朝的制度没有区别。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中国的法律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有创新,每一个朝代都是在前面朝代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积累才有创新,创新只能越来越少,因此我们把前面朝代的法律讲得尽可能仔细,后面的朝代与前面朝代的法律制度相通。
  2.家庭制度
  西汉的家庭制度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汉儒董仲舒将人际关系提炼为三纲五常,家庭上,即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朝不再严格实行秦朝时家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必须分家的法律,而是倡导大家庭同居共财。
  汉律严格维护家庭伦理,确立“父为子纲”父权家长制,并严禁家族成员之间不正当的性行为。
  (四)继承制度
  1.身份继承
  “非正”罪、“非子”罪
  汉朝关于身份的继承与西周一样,同样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度。凡不是嫡系正宗继承爵位的,即为“非正罪”;凡不是亲生之子继承爵位的,即为“非子罪”。
  “非正罪”和“非子罪”的犯者依律皆免为庶人。
  2.财产继承
  汉朝的财产继承与身份继承分开,在财产继承方面已采用诸子均分制。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汉朝的女子没有继承权。
  
  三、行政法制
  (一)行政机关
  1.中央行政机关
  (1)继续沿用皇帝的称号,进一步将皇权神秘化、制度化。
  (2)实行“三公九卿”制。汉朝的“三公九卿” 制和秦朝是相同的。
  (3)尚书台的形成与发展。
  自汉武帝时起,为加强皇权,与国家行政机构相抗衡的皇帝侍从机构开始参政,原本只在内廷掌管图书、奏章的尚书,逐渐被委以处理军国大事的重任,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决策国家大事。尚书台的形成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皇帝出于分割和限制相权的考虑,汉朝的尚书台形成并发展。后台尚书台的组织日益加大,使三公形同虚设。
  综上,汉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发展所具有的特点(两个):
  一是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以三公为中央行政中枢,以九卿分领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结构体系基本确立,并成为后来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模式;二是皇权的强化,导致宫廷组织对中央行政机构权力的侵蚀,掌握实际的决策权,由此演变为外戚和宦官的交相专权。
  2.地方行政机关
  西汉前期的地方行政机关:封国与郡县并存。
  东汉时期形成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
  (二)官吏管理制度
  1.职官的选拔——察举、辟举、太学(考试)
  (1)察举:
  察举分为岁举和特举(诏举)两种方式。
  察举是两汉最主要的选官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官员按规定科目考察推荐人才,经考核后委以官职。察举分岁举和特举两类。岁举每年一次,科目有“孝廉”、“察廉”、“茂材”等。特举又称诏举,是根据皇帝的诏令而确定察举者和察举对象等,不定期而科目多,主要有“贤良”、“明经”、“明法”、“勇猛知兵法”等。
  (2)辟举
  辟举也称辟除,是指郡守以上的高级官员,对于其主管或所管辖范围内的人才向朝廷推荐为官,或任命为自己属吏的选官方式。
  (3)太学——考试
  自汉武帝时开始设立“太学”,博士弟子学习儒家经典,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可为官。
  2.职官的任用
  《三互法》
  汉朝实行回避制度,专门制定《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防止因婚姻及地域关系而结党营私(任职回避)。此外,汉朝还规定了官吏的休假制度和致仕(退休)制度,官员七十而致仕的做法,基本为后世所沿袭。
  3.职官的考课
  汉朝对职官的考课方式为“上计”。
  所谓上计,即每年年终由郡守派出上计掾和上计吏各一人,携带有写有本郡内农业生产状况、户口增减、治安情况等内容的上计簿,到中央向丞相(东汉时为司徒)汇报。经过考核,根据其考核结果决定赏罚。有成绩者可逐级升迁,称为“平升”,政绩卓著者可越级升迁,称为“巨升”;无成绩者,轻则申诫,重则罢黜。
  (三)监察制度
  1.御史台成为专门的监察机关。
  2.设州部刺史和司隶校尉
  汉武帝时期,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名,专司监察,受御史中丞管辖。在京师地区设司隶校尉,纠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直接弹劾三公。
  3.“御史九法”、“六条问事”
  汉朝在继承秦朝上计考课制度、严惩贪污贿赂官员的做法基础上,又建立一些具体制度来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主要有“御史九法”和“六条问事”。
  (1)御史九法。西汉惠帝时建立。规定御史官要以九条规则来监察纠举不法之事。根据《唐六典》记载,京畿地区的监察御史负有九项职责,即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苛刻、逾移、擅作于礼不合之物。
  (2)六条问事。汉武帝建立刺史制度后,规定刺史以六条问事,行使监察权。其目的在于督促郡守平理狱政,严防其与豪强势力勾结。
  
  四、经济法制
  (一)赋税制度
  1.人头税分口赋和算赋。
  口赋也叫口钱,是针对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所征的人头税。算赋是对成年人所征的人头税,征税对象是十五岁至五十六岁。
  2.田税。汉初为恢复生产,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实行十五税一,后改为三十税一,并曾一度全免天下税。汉景帝时又恢复三十税一,此后成为定制。东汉初年曾一度实行十一之税,但很快又恢复为三十税一。
  3.工商税。包括手工业税、商业税和关税。
  (二)工商业法律制度
  1.由少府负责管理手工业生产
  2.实行盐、铁、酒专卖
  自汉武帝时起,盐铁实行专卖。
  自汉武帝时起,盐铁实行专卖的原因:
  (1)盐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品,如果被商人控制,放入市场流通,就有可能导致一些国计民生的产品发生危机,进而危及国家的秩序。
  (2)盐铁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人们必需的生活用品,它的需求量非常大,市场非常大,可以获得的利润也很大。汉武帝时,军费开支很大,盐铁专卖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巨大的利润。
  3.加强对市场的管理
  4.实行抑商政策
  汉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不仅规定盐铁由官府垄断经营,重征商税,而且颁布抑制商人和限制商贾的法令。
  (三)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的。汉武帝时期,为政治与军事需要,通过外交与贸易手段,加强与西域国家的往来,开通著名的“丝绸之路”。
  汉朝严格控制和管理对外贸易。规定对外贸易出入关卡,必须得到国家发给的通行证书,即“传”。
  “阑出入关”罪:若是不经国家批准而私自出入关卡贸易,则构成“阑出入关”罪,要处以死刑。
  同时,汉律严格限制进出口物资,一是规定“塞外禁物”不得买入;二是严禁内地商人以铁、兵器和马匹等违禁物品出口交易。

  第四节 汉朝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两汉的司法机关,中央大体由皇帝、廷尉、丞相和御史大夫组成,地方上则由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一)中央司法机关
  汉朝,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立法者,享有最高的司法决断权,对疑难案件作最后裁决,有时还亲自参加案件审判。
  廷尉,皇帝之下专设的审判机关,长官亦称廷尉。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受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并审批地方的死罪案件;二是审理皇帝交办的诏狱。
  (二)地方司法机关
  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起诉
  1.起诉种类
  (1)“告”。指吏民告发违法犯罪。
  (2)“劾”。指由官吏请示司法机关立案审理的诉讼行为。
  2.告奸。汉承秦制,建立连坐告奸制度。法律强制人们互相监督并检举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
  3.诉权限制
  (1)不准越诉,必须严格按照司法审级逐级告诉。
  (2)根据“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禁止卑幼控告尊长。
  (3)实行诬告反坐。
  (二)逮捕与羁押
  人犯羁押期间必须戴桎梏刑具,按照汉律规定,老幼孕妇等可以免戴,即“颂系”。而贵族犯罪则享有“上请”特权,即使逮捕也可不戴刑具。
  (三)审判
  汉朝对被告人进行审讯及判决称为“鞫狱”,主要包括辩告、讯、读鞫等程序。
  1.辩告,即审理案件前司法官员要向当事人告知有关法律要求。
  2.讯,即讯问被告人和证人。汉初仍实行西周以来的“五听”断狱法,以获得被告的口供,称为“辞服”,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司法官员依所告罪审问,若是不服,可以进行刑讯。不过刑讯有一定限制,刑讯方式仅限于“榜笞立”,即竹板抽打和强迫站立。但司法实践中官员广泛使用刑讯逼供,这是获取口供最简便的方法。
  3.读鞫,即司法官员在判决前,对审理获得的违法犯罪过程和事实加以归纳和总结,并向被告宣读其内容。读鞫完毕进入判决阶段,即“论”,引用相关法律进行定罪量刑。
  (四)复审与上报
  1.乞鞫,即复审,指被告或其亲属对判决不服,可要求重审。 请求复审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乞鞫期限为三个月,超过期限则不能提出复审要求。
  2.报与奏谳
  报,指遇到法律规定需要上报的案件,包括死刑案件、被告具有特殊身份的案件等,要等到上级批准才能使判决生效。
  奏谳,是汉朝创设的疑狱平议、上报复审制度。即规定了凡基层不能解决的案件应逐级上报,直到廷尉;廷尉也难以解决的,则上奏皇帝,并附上相关法律,以供皇帝裁决时参考。
  (五)录囚
  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在押犯人的复核审问,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以平反冤狱及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一项制度。录囚制度始于西汉。
  汉朝通过皇帝、刺史、郡守等定期或不定期的录囚,对于平反冤狱、改善狱政、监督司法活动均起了一定作用,是古代实行审判监督的一个途径,为后世所继承。
  (六)大赦
  大赦是国家遇有喜庆大典或有灾异时,皇帝颁布命令,赦免犯人刑罚的一种制度。汉朝开始形成朝廷经常性发布大赦的惯例。
  
  三、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一)春秋决狱/经义断狱/引经决狱,概指以儒家思想作为判案的指导思想,直接引用《春秋》等儒家经义或事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
  1.“春秋决狱”的兴起
  (1)政治需求
  汉朝经过文景帝较长时期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增强,加强中央集权成为最高统治者迫切的任务。而汉初实行的“无为”黄老思想已不符合社会需要,儒家的大一统主张及其较为积极入世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
  (2)立法滞后
  汉律是继受秦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定程度保留了“惨刻寡恩”的秦制,加之社会形势的变化,立法的滞后性也就日益突出。为适应社会需要,以及弥补法律的不足,将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实践的“春秋决狱”便应运而生,成为汉儒“通经致用”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
  2.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几则案例
  (1)“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
  (2)“乞养子杖生父”
  (3)“殴父”
  (4)“私为人妻”
  3.“春秋决狱”的原则
  董仲舒提出审理案件应贯彻“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依据《春秋》精神审理案件,应当以犯罪事实为根据,考察行为人的动机。如果某人动机不纯,即使尚未作为或犯罪未遂,也要给予处罚,对共同犯罪的首犯更要从重处罚,而如果行为人目的、动机纯正,即使违法犯罪,也可免除或减轻处罚。如上述“殴父”案中,董仲舒所认为的“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适用原则,如“为亲者讳”;“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君亲无将,将而诛之”;等等。
  4.影响与评价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将儒家仁恕思想和道德伦理引入司法实践,并进而染指立法实践,开启儒家道德法律化的进程,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1)正面评价(三项)
  “春秋决狱”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秦朝以来法律严酷的现实情况,缩小了刑罚适用范围,所贯彻的“原心定罪”原则,定罪量刑时注意犯罪者动机、目的和心理状态等,矫正酷吏横行,“务求深文”的弊端,具有其合理性及进步性的一面。
  (2)负面评价(三项)
  片面地以犯罪动机作为定罪依据,会导致罪同而论异,导致司法的随意性;将判断行为人主观动机的权力委诸法官之手,也为徇私枉法打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直接将儒家思想作为定罪依据,而儒家经典简约深奥,缺乏法律条文的明确性,司法官员也不可能都通晓儒家经典,以致产生对法律的适用和解释牵强附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便于酷吏舞文弄法,任意断案,营私舞弊,出现“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的司法腐败局面。
  (二)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是指古代将死刑的执行安排在秋冬两季进行的制度。汉朝法律规定,一般死刑立春后不能执行,必须等秋后才能处决。秋冬行刑不仅顺应天时,而且也不误农时,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此后遂成为定制,并为后世长期沿袭。
  
  结 语
  汉朝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原因(论述或简答)
  1.汉朝形成以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制指导思想,为后世所继承。
  2.制定以《九章律》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在法制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3.汉文景帝对刑制的改革,促使中国刑罚由野蛮走向文明,为后世封建五刑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4.司法实践中盛行的“春秋决狱”更是法律儒家化的标志,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点在于:汉初法制指导思想的演变;“汉律六十篇”;律、令、科、比等法律形式;上请、亲亲得相首匿等刑法原则;文景帝时期刑制改革;职官考课制度;“御史九法”、“六条问事”等监察制度;盐铁专营制度、均输法与平准法;录囚、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审判制度。
 
  第五章的重点/习题

  一、名词解释
  1.“约法三章”
  2.汉律六十篇
  3.《九章律》
  4.比
  5.上请
  6.左官罪
  7.阿党附益罪
  8.六条问事
  9.录囚
  10.春秋决狱
 
  二、简答
  1.简述汉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2.简述汉朝主要的法律形式
  3.简述汉朝中央行政机构发展的特点
  4.简述汉朝监察制度的发展。

  三、论述
  1.论西汉中期刑制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
  2.论春秋决狱的原则与影响